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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位金融系统干部履新:中国进入金融治国时代?

2018-02-08

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重点是防控金融风险。近几年各地悄然布局,已有11个省份配备了“金融副省长”。

                                                                                                                     ——【永浩资产】荐读


履新到位的金融副省长!


央行副行长殷勇任北京市副市长

农行副行长康义到任天津市副市长

上交所理事长吴清出任上海市副市长

交通银行副行长王江任江苏省副省长

20多年农行任职经历的刘桂平履新重庆副市长

20多年央行任职经历的欧阳卫民当选广东省副省长

在证监会、上交所等机构工作24年的朱从玖任浙江省副省长

在证监会工作14年的童道驰任湖北省副省长

证监会原首席稽查陈舜出任云南副省长

中国银行原副行长朱鹤新出任四川副省长

国家开发银行原副行长丁向群出任广西自治区副主席

此外,2014年,农业银行行长蒋超良调任吉林省委副书记、省长,是首位直接出任地方主要领导的金融业高管。

11位新晋副省长,是为了中央这一部署

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重点是防控金融风险。近几年各地悄然布局,已有11个省份配备了“金融副省长”。

2016年,有20多年农行任职经历的刘桂平履新重庆副市长。算上京津沪的三位副市长,四大直辖市领导班子均已有了“懂行”的金融专家。

经济发达地区防控金融风险的任务尤重,长江三角洲上的江浙两省也早有安排。

去年7月履新江苏省副省长的王江,拥有经济学博士学位。1963年出生于山东的他,曾在中国建设银行履职多年。“空降”江苏后,王江的分工包括“协助分管金融方面工作”等内容。

浙江副省长朱从玖是一位“老金融”,曾先后在证监会、上交所等机构工作24年。去年10月,浙江发布了以推进企业上市和并购重组为核心的“凤凰行动”计划,作为分管金融的副省长,朱从玖在解释该项计划时指出,要借“凤凰涅槃”之意,推动浙江企业壮大强健,转型升级,迈向新的发展阶段。

沿江而上,中部大省湖北也有一位“金融副省长”——童道驰。公开资料显示,今年刚过50岁的他,是北大经管系的高材生,在证监会工作近14年。

2016年年底出任湖北副省长后不久,童道驰就见证了一件大事:湖北自贸试验区去年4月正式挂牌。该试验区总体方案提出,要成为中部全面改革开放试验田和内陆开放新高地。今年两会期间,湖北省长王晓东也立下豪言:湖北未来五年发展的关键词,就是“中部崛起”。

值得一提的是,西南部三省的“金融副省长”也已到岗:证监会原首席稽查陈舜出任云南副省长、中国银行原副行长朱鹤新出任四川副省长、国家开发银行原副行长丁向群出任广西自治区副主席。

根据人民网1月底发布的数据,2017年全国31省份GDP增速排名中,云南、四川、广西分列第3、第8、第18位,处于中上等水平,GDP实际增速均超过全国增速,在7%以上。

上述数据也从侧面表明,过去几年,我国经济工作的总基调是稳中求进的,通过综合施策,实现了国民经济总体平稳、稳中有进。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是治国理政的重要原则,要长期坚持。

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如何防控金融风险,推动地方经济发展;随着各地陆续配备“金融副省长”,这些专家型干部又将发挥何种作用,备受外界期待。

猛!一位副省长的金融见识(强烈推荐)

在刚刚结束的2018年省级两会上,有11位金融副省长履新。在中央金融工作会议、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对金融业发展提出了很多新理念。随着各地陆续配备“金融副省长”,这些专家型干部又将发挥何种作用,备受外界期待。

今天,小编为您推荐山西省分管金融工作的副省长王一新的发言全文。王一新曾在央企、地方国企工作多年,还曾分管国企国资部门,他对我国金融业发展存在的问题洞察甚切,尤其对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处境忧虑甚深,针对这一老大难境况,他分别从理念、政策、管理、舆论等角度悉心总结了目前存在的15个问题,直言不讳,直指病根,并条分缕析,提出务实改进建议。

1、进一步明确承担金融供给服务的责任主体。

从当前的情况看,银监会主要功夫下在监管上,主要对防控金融风险负责,监管措施、力度和效果都是不错的。但谁来推动中国银行业加快发展,为社会提供充足、丰富、成本较低、便捷高效的金融服务,总感觉在国家层面功能缺位。

实体经济面临融资难、融资贵时投告无门,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国家层面代言人。国务院很为实体经济融资难、融资贵着急,但总感觉宏观金融政策落地难,地方政府也为实体经济融资难、融资贵殚精竭虑,但银行不归地方政府管理,协调力度有限。造成融资难、融资贵的重要原因是金融服务供给不足,非法集资盛行的根源也在于正规的金融服务发展不足。而要解决金融服务供给不足这个根本问题,迫切需要国家明确对金融业发展负责的部门。银监会的功能决定了它不可能解放思想,放开手脚去抓金融业发展。

2、给中国的商业银行更准确的功能定位。

商业银行作为金融企业,必然按市场经济规律办事,但现实情况是我国的商业银行的牌照是受管制的稀缺资源,美国高峰时期有1.8万家银行,每天都可能有银行倒闭,而我国总共才只有几家商业银行,除了1998年海南发展银行关闭,再无任何银行倒闭。这说明,在我国商业银行的业务具有相当程度的垄断性和专营性,商业银行的蛋糕很大程度上受保护,别人不能轻易分吃。

但问题是,我国的商业银行在经营过程中似乎很容易忽略上述背景,而更多强调,银行也是企业,必须赚钱。特别是一些已成为上市公司的银行,更是强调必须对股东负责,必须利润最大化,并由此制定出一整套基于垄断的、单方面的制度化游戏规则,名为“制度管人”、“机器管人”,来确保自己利润最大化。这就产生了当前一方面实体经济哀鸿遍野,而银行业赚的盆满钵满的社会现象。

2015年大量实体企业面临巨亏、破产,而银行业却在抱怨利润没有实现大幅增长。实体经济亏损严重,银行业却能大幅盈利,这有违经济规律。这种现象的产生不能责怪金融机构,这是我国对银行业功能定位不准造成的。

在金融业完全放开、竞争体制完善的情况下,如果银行还能持续盈利,我们不要眼红,那是银行的本事,但在今天这种金融业基本垄断、受保护的状态下,是否应该给商业银行的利润最大化套上一个笼子呢?我们希望商业银行在与实体经济的共赢中赚取合理的利润,而不是把自己的利润最大化建立在实体经济资金成本高、利润减少的基础上。

当前,如果深层次制度调整比较困难,是否可参考国家对央企征缴超额利润的办法,对银行业在税前征收一定比例的国家收益,用来反哺实体经济。

3、拆除那些以加强监管为名,实际上却自缚手脚、画地为牢的政策门槛,舒缓绷到极限的银企关系。

这两年监管部门的每一次政策松绑都给金融市场带来了积极的反应。取消存贷比考核,客观上为大幅降低高成本表外融资规模创造了条件;取消时点存款额考核,使多年来银行业硝烟弥漫、乌烟瘴气的揽存款大战逐渐消停。

当下,最需要立即修改的银行业规定是,企业必须先还本付息,再重新续贷。一方面是企业难以为继,流动性接近干涸;另一方面,银行要求企业先还清上次借款再重新续贷,“有借有还,再借不难。”

问题在于企业资金流紧张,如何实现先还款再借款?于是,一些民营企业从社会融资机构借入短期、高成本的过桥资金,或者干脆借入民间高利贷;而不少国企,特别是大型国企对此要求则一筹莫展。

我想表达的是,如果企业不可救药、是扶不起的刘阿斗,那么干脆就将其列入僵尸企业的行列,让其早死早超生。但是,大多数的企业不是产业和企业出了问题,而是由于市场萎缩低迷,造成了流动性困难,银行经过研究并判定,应该继续给予续贷支持。对于这种情况,如果继续简单坚持必须先还后续,那不是作茧自缚吗?

不接地气、缺乏针对性的监管规定还有很多,例如设立村镇银行要求必须有一家商业银行做第一大股东,这当然有助于防控风险,但因大多数商业银行并不热衷于此,于是乎,村镇银行喊了很多年,发展并不快,症结就在此。

还有关于农村信用社的很多政策,一直不清晰。当前全国各地的县域农信社都在纷纷改制为农商行,这很好。监管部门要求省级联社、市级联社在管理上去行政化,这也很对。

但问题是顶层设计并未给省市联社的庞大管理群体规划未来,他们作为推进改革的主体,进行“自我革命”,当县域农信社全部改制完成后,他们的归宿在哪里呢?

是否可以支持各省以省农联社为依托,成立省级农业金融投资控股公司,让这个公司成为推动县域农信社改制农商行的积极力量,成为改制后农商行的股东。当改制全面完成,省市农联社使命结束时,一个全新的以资本为纽带的农业金融投资控股集团诞生了,新旧体制顺利转换。

4、在经济逆周期背景下,用顺周期时制定的监管政策考评金融业,一定会出现许多“鞋和脚”不适应的地方。

要根据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适时调整对银行业的考核指标。在经济顺周期时,银行业分享了实体经济带来的巨大红利。当实体经济遇到巨大困难的时候,银行业是否可以把自己的利润也与实体经济分享一些呢?顺周期时提取的巨大拨备不就是为了应对这样的困难吗?

而事实上,今天许多金融机构因为监管指标的原因,不是在多消耗一些过去提取的拨备化解不良,反而是在更大力度地提取拨备,这客观上也进一步挤压了金融业让利实体经济的空间。对银行业不良贷款率和不良贷款额“双降”的要求更是不符合经济规律。

逆周期背景下,金融业不良上升是大概率事件,世界各国莫不如是,既然难脱此理,如果能对金融业的考核指标有适度宽松,则意味着实体经济可以得到更多的好处,银行业和实体经济的压力都将得到一定的舒解。

再比如,大型企业集团设立财务公司对于企业用活资金、降低成本非常必要。在经济困难时,许多企业更需要这一重要的金融工具。但如果守着经济形势好时制订的准入门槛,不少企业就达不到设立条件,只能对这一有效工具“望洋兴叹”。

5、不以化解小微企业融资难的名义让小微企业融资更贵。

近几年监管部门为化解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难题可谓绞尽脑汁,对商业银行提出了“两个不低于”的监管要求。为了鼓励银行支持小微企业,央行在定向降准等方面也对商业银行在流动性方面给予政策倾斜。除了要求商业银行能提供信用贷款外,针对小微企业抵押物不足的实际,大力推动融资担保业务,一大批国有的、民营的融资担保公司应运而生,为小微企业融资增信。此外,还有小额保险保证贷、纳税信用贷等业务都在试水,产生了一定效果。

但是从总体上看,小微企业融资难的问题并未根本改变,融资成本甚至节节推高。中国的小微企业大部分处在创业初期或者是产业链的低端,相当比例的企业先天存在产权边界不清晰、内部管理随意性强、财务两本账、信用程度难以评估等共性问题。大型商业银行虽然被迫执行“两个不低于”的要求,主要是基于政治责任。以他们庞大的组织架构和繁复的管理程序以及已经难以降下来的管理和人力成本,去做小微企业的业务,真可谓是高射炮打蚊子,有时只能赔本赚吆喝。

而一些股份制商业银行,如民生、平安等,虽然大力发展小微业务,但对不良的恐惧,使他们对客户的授信条件非常苛刻,资金使用成本也很高。更有一些无法获得授信又没有抵押物的小微企业只能求助于融资担保公司。融资担保公司不是白担保的,费率不低,事实上是在已经高位的利率水平上再次加码。

更有甚者,有些银行与担保公司联合,指定客户必须找某家公司担保,而担保公司则要求,收取远远超过正常费率的高费率收益。这样的扶持政策与初衷大相径庭,可能是设计政策时没有想到的。

去年国务院要求各省加快成立政府出资的以公益性为主的融担公司,但因为要对国有出资保值增值负责,融担公司在开展业务时相当审慎,一般的企业很难得到国有融担公司的担保。

有些市县国有融担公司甚至长期未开展业务。归根到底,无论是融担公司的成本,还是应由银行承担的风险成本,因为供求双方地位不对等,资金成本几乎最终都落在了小微企业身上。许多着眼于解决小微企业融资难的措施,客观上都变成了促使小微企业融资贵的原因。

如何降低小微企业的融资成本,我认为要充分发挥地方金融机构和地方非银行金融机构的作用,把服务小微企业的重担压给地方金融。全面放开地方城商行、农商行网点设置限制,放开中小微企业抵质押物的限制,把国家赋予大银行的用于支持中小微企业的专项政策足额给到地方金融机构,大银行不再承担支持小微企业的政治任务,实行错位发展。给予小贷公司和银行业同等税收政策,以及补充资本的渠道。国家可出台支持地方金融机构服务小微企业的一系列扶持政策。只要地方金融机构能充分发挥接地气、熟悉企业、程序简便、管理成本低等优势,就能撑起小微企业这片天。

6、创新管理,积极推动民间借贷规范化、阳光化,使其成为服务农村地区和小微企业的重要力量。

千百年来,中国的民间借贷一直是解决邻里间、熟人间、亲友间金融服务的主要力量,形成了一系列约定俗成的“行业规则”。农村地区金融需求和小微企业的金融需求普遍具有非标化特征。现代金融机构为了防控风险,设计了严密的风控体系,对服务对象的筛选、抵押物的要求都很严格,并且申审流程长、环节复杂、服务人员多,人为提高了融资成本。而邻里、亲友、熟人之间相互借贷由于对彼此信用、实力知根知底,对借贷目的和用款情况更了解,更容易决定是否借贷、借多少、多高利率,尽调比商业金融机构的客户经理都更深入透彻。

借贷双方的诚信因受到熟人社会的约束,往往比依法监督更有效,借贷双方需要展期、续贷、改变利率水平等,双方协商后可以有巨大调整空间,不像今天银企之间动不动就对簿公堂,弹性调整借贷关系的手段很少。要想发挥好民间合法借贷的作用,关键是要解决阳光化、规范化的问题。

阳光化就是要为合法民间借贷正名,承认它是中国金融市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解决农村和小微企业融资问题的主力军,要把它与高利贷、非法集资区别开来,要制订办法,使其公开合法进行。

规划化就是要明确借贷双方的责、权、利,制订标准化的合同范本,把千百年来的“白条”变成标准化的借贷合同,同时建立民间借贷的登记备案制度,可由国家设立的备案中心(可以是网络),备案作为见证,防备日后产生法律纠纷。此外,还要对借贷利率上限作出规定,防止出现高利贷。对超过规定上限的依法打击,法律不予承认、保护。

7、金融机构切实增强与实体经济长期共赢理念,弱化“投行”、“投机”心态,防止银行“投行化”。

金融机构与实体经济本应是“毛和皮”的关系,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但在当前的实际工作中,实体经济是平民、金融机构是贵族,无论是从社会阶层的感知上,还是业界的供求规则上都有这个趋势。一个常用的词暴露了彼此之间的不对等,企业向银行申请贷款常用的词是请金融机构给予“支持”,而金融机构自己讲话时也说,我们要“支持”XX企业XX项目。这不是平等合作的语境和心态。金融机构回归到与实体经济长期共赢才是理性的定位。双方成为命运共同体才有利于形成稳定的经济社会。

遗憾的是最近十几年来,以美国华尔街为主的投行业务进入中国,资本逐利性、贪婪性大放异彩,资本回报率动辄高达百分之几十,甚至百分之几百。受此影响,中国的金融业悄悄变“疯”了,整个金融界弥漫着“投行”的心态,进而整个中国社会弥漫着投机心态,正常的回报率已看不在眼里,低回报被视为没本事。整个社会文化变得贪婪、自私、逐利,实体经济变成“老实人”“没本事人干的活”。

摒弃投行、投机心态是当下中国去杠杆、挤泡沫的需要,是脚踏实地回到现实,一步一个脚印实现全面小康的需要。

此风不去,实体经济难以挣脱资本的贪婪,长此以往,中国实体经济危矣。

8、银行业要力戒浮躁,推行主办银行制,把每一单业务做实。

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一家银行不可能是千手观音,任何领域都是强项。现在的工农中建交以及大型股份制银行,事实上已完全没有行业领域的划分,都在进行全领域发展。具体单个银行中,客户经理似乎也没有业务领域的划分,只要能赚钱的业务,各个领域大小通吃。靠关系、靠政策、不靠能力。往往业务做了,但对客户的了解还仅限于皮毛。有无风险不得而知。因为银行业务是“机器管人”,只要各项材料、数字符合机器的要求,风控就能通过。于是客户经理做的工作不是如何下功夫尽调,而是和客户一起炮制合格的材料通过审查,目的是一方拿到钱,一方做成业务。在经济顺周期时,怎么做都赚钱,风险被掩盖,现在经济下行,那些当初没下够功夫的项目,风险就率先暴露出来。

推行主办银行制在今天应是有效之策。各家商行应该确定自己的主办方向,做有专业背景的银行,培养专业人才,收缩范围领域,在业务的深度上下功夫。

为规避风险,可由专业银行承担主办银行责任,组成银团。对一家企业不要几十家银行蜂拥而上,都去傍大户,都去做尽调,而由主办银行把它吃透,联合大家一起做,这样有利于降成本、降风险,又有利于吃透客户。对客户经理也应划定领域,使其成为专才,并限定客户数量。一个人的精力是有限的,只有服务对象有限,才可能把企业吃透,真正实时动态把握企业经营脉搏。

9、地方政府要用好市场和政府两只手,积极稳妥处置好金融风险。

当前经济下行背景下,金融风险频发。对银行和企业反映出的金融风险,政府应该怎么办?首先要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支持银企之间用市场的办法去化解,政府不可大包大揽,想揽也揽不了。拿财政的钱去给任何银企补窟窿,都是不公平的,也是行不通的。同时也绝不能简单将风险推给市场,置之不理。如果一旦风险扩大,演变成系统性、区域性风险,将对地区的经济、社会造成严重伤害,最终收拾局面的还是地方政府。因此地方政府对辖区金融风险要高度敏感,随时掌控动态,要推动银企互动,必要时政府出面,整合政银企三方资源,用市场的办法、行政的手段推动防控、化解风险。

10、化解过剩产能时除了重视人员安置还要高度重视债务问题。

去过剩产能是2016年国家五大经济举措之一,如何把这一重大决策落实好,首先地方政府对关停企业人员的安置转移要高度重视,同时应同样重视企业的债务。以目前情况看,企业债务大部分来自金融机构,还有一部分来自民间借贷、职工集资等。

企业不死,诸多债务矛盾冻结在那里,一旦决定出清,债务矛盾将会被激活,极易引发局部金融风险和社会稳定问题。因此,对拟出清企业在盘点人员的同时必须同步盘点债务,深入分析,提前制订预案,分门别类协商制订合理的处置意见。

11、落实“去杠杆”要结合各地实际,不宜一刀切。

从全国情况看,去杠杆是化解防范金融风险的重大举措,但各地情况千差万别;从政府债务情况看,全国各省负债率差别很大,有的负债率很高,已面临偿债风险,而有些省则负债率很低,仍有很大举债空间。从企业债务看,去杠杆的过程就是促转型的过程,一些传统企业杠杆过高理应想办法降下来以防风险,但一些创新型、未来型、战略性产业项目,杠杆高就高一点,风险与机遇并存,有些投资本身就有风险投资性质;从个人负债情况看,因为我国是储蓄社会,个人杠杆应该“加”而不是“去”,应鼓励运用杠杆去扩大消费;从公共平台(交易市场)情况看,主要是要加强监管,任何一样新业务开始的时候,一定要先从顶层设计把风控系统设计好,不能等出了问题再去研究,打政策“补丁”。这方面我们教训不少。

12、政府和企业要加强转型升级项目策划,特别是未来型、战略性新兴项目。

市场上从来不缺钱,缺的是资本感兴趣的项目。不要简单抱怨银行不借钱给你,银行看走眼的时候是有的,但不会所有的银行同时看走眼。回头认真审视项目自身的生命力、竞争力,特别是获利能力,才是进取之道。

当下全国各地地方政府招商引资,项目类型又是大同小异,就像当年一窝蜂上光伏项目一样,现在集中在电动汽车、锂电池、煤化工、火电等行业。历史惊人相似,思维、观念不变,考核机制、大环境不变,历史搞不好还会重演,再次去过剩产能不是梦。

为了促进产业转型升级,鼓励“双创”,要大力发展创业投资业务。要制定优惠政策,刺激各类资本竞相投入创投事业,使大大小小的创业项目都能比较容易获得起步阶段的启动资金,在全社会形成浓厚的孵化氛围。

金融业在去过剩产能、去库存、去杠杆过程中腾出的资源,要以低成本用于扶持新兴产业的发展。

13、困难时期,企业要有壮士断腕的决心,能“舍”。

创业艰难百战多,很多企业走到今天,一草一木都有感情。现在日子过不下去了,只想从银行继续借钱,熬过寒冬。而银行则担心企业救不过来,血本无归。这时候断臂求生的自救行为才是内在动力,银行看到企业的决心才会对你有信心。今天的“舍”是为了明天的“得”,今天不舍就没有了明天。一些艰难度日的民营企业更应懂得这个道理。

14、有难同当,“不跑路”,危难之中见诚信。 

银行最恨的是遇到风险时,企业责任人跑路、关机、不接电话、不见面、见面不讲理耍横,银行同情、愿意帮助的是那些忠厚诚信、直面困难,与银行一起想办法,解决问题的人。

企业最恨的是那些顺境时追着企业放贷,困难时躲着、拖着,甚至骗企业借高利贷还清银行贷款,而事先讲好的续贷却不给的银行人。

困难关头有难同当、共度难关,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品质,也是市场经济的基本要求,危难见诚信,诚信价更高。不讲诚信,银企双方都是受害人。

15、社会舆论要给金融业发展注入正能量。

金融风险有着极强的传染性。一篇煽情的文章极有可能让风险迅速蔓延。对企业负责人的非全面、非理性的撕扒,往往接下来就是企业金融危机的到来。因为任何一个金融机构都不愿意给出现问题的企业家贷款。


附简历:

殷勇简历:

殷勇,男,汉族,1969年8月生,湖北武汉人,1994年5月入党,1997年1月参加工作,清华大学系统工程专业研究生毕业,工学博士。现任北京市副市长、市政府党组成员。 

曾任国家外汇管理局储备管理司储备管理处副处长、战略研究处副处长,中国投资公司(新加坡)总经理(正处级),国家外汇管理局储备管理司副司长,中央外汇业务中心主任、党委委员(副局级),中央外汇业务中心主任、党委副书记(正局级),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助理、党委委员,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党委委员。

康义简历:

康义,男,汉族,1966年8月生,湖南双峰人,1986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88年7月参加工作,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系经济学专业毕业,大学学历,高级经济师。 

曾任中国建设银行湖北省分行项目评估处科员、副科长、科长、副处长,中国建设银行三峡分行副行长、党委副书记、党委书记、行长。

2004年3月起先后任中国建设银行湖北省分行副行长、党委副书记。

2007年4月任中国建设银行甘肃省分行党委书记、行长。

2009年12月任中国建设银行福建省分行党委书记、行长

2011年4月起先后任中国建设银行个人存款与投资部总经理、公司业务部总经理、批发业务总监。

2016年11月任中国农业银行副行长。

2018年1月任天津市副市长、市人民政府党组成员。

吴清简历:

吴清,男,1965年4月生,汉族,安徽蒙城人,中共党员,1989年1月参加工作,研究生,经济学博士。现任副市长。

曾任中国证监会机构部综合处处长、机构部副主任、机构监管部副主任、主任、证券公司风险处置办公室主任、基金监管部主任,上海市虹口区委副书记、区长、区委书记,上海证券交易所理事长、党委书记(副部长级)等职。

王江简历:

王江,男,1963年7月生,汉族,山东乳山人,在职研究生学历,经济学博士学位,研究员,1983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84年7月参加工作。1980年9月至1984年7月在山东经济学院财金系金融专业学习;1984年7月至1999年6月先后任山东经济学院金融教研室助教、副主任、主任、讲师、副教授;1996年9月至1999年6月在厦门大学财金系金融专业委培脱产博士研究生学习,获经济学博士学位;1999年6月至2015年3月先后任中国建设银行山东省分行信贷风险管理处副处长;德州分行行长、党委书记;山东分行副行长、党委副书记;中国建设银行湖北分行行长、党委书记;上海分行行长、党委书记2015年3月至2017年7月任交通银行副行长、党委委员。

刘桂平简历:

刘桂平,男,1966年出生,经济学博士,高级经济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刘桂平1989年参加工作,在中国农业银行工作了二十多年,曾任中国农业银行深圳市分行副行长、中国农业银行福建省分行行长、中国农业银行上海市分行行长等职。2014年6月,刘桂平调任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任职副总经理。

欧阳卫民简历:

欧阳卫民,男,汉族,1963年1月生,湖南衡阳人,1986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86年8月参加工作,复旦大学经济系中国经济思想史专业毕业,研究生学历,经济学博士,研究员,高级经济师,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现任省政府副省长、党组成员,广州市委副书记。   

1979—1983年 湖南财经学院计划统计系统计专业学习   

1983—1986年 中南财经大学经济研究所政治经济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1986—1988年 中南财经大学经济研究所讲师  

1988—1991年 复旦大学经济系中国经济思想史专业博士研究生   

1991—1991年 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干部  

1991—1992年 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秘书处干部 

1992—1992年 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秘书处正科级秘书   

1992—1994年 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管理司、非银行金融机构司主任科员   

1994—1996年 中国人民银行非银行金融机构司证券管理处副处长   

1996—1996年 中国人民银行非银行金融机构司证券管理处处长  

1996—1996年 中国人民银行非银行金融机构司金融市场管理处处长   

1996—1998年 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秘书三处处长   

1998—1999年 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公文审核处处长   

1999—2000年 中国人民银行非银行金融机构监管司副司长   

2000—2003年 中国人民银行厦门市中心支行党委书记、行长兼外汇局厦门分局局长 

2003—2007年 中国反洗钱监测分析中心主任(正厅级)   

2007—2011年 中国人民银行支付结算司司长  

2011—2013年 广州市政府副市长、党组成员  

2013—2014年 广州市政府副市长、党组成员,增城市委书记   

2014—2015年 广州市委常委、增城区委书记  

2015—2016年 广州市委常委,市政府副市长、党组副书记   

2016—2018年 广州市委副书记

2018— 省政府副省长、党组成员,广州市委副书记。

朱从玖简历:

朱从玖,男,汉族,1965年3月生,安徽肥西人。1988年8月参加工作,1985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研究生学历,经济学硕士、高级管理人员工商管理硕士,经济师。

曾任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管理司干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干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兼国务院证券委办公室副主任、证监会机关服务中心主任,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证券监管专员办专员,上海证券交易所副总经理、党委副书记,上海证券交易所总经理、党委书记,上海证券交易所总经理、党委副书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主席助理、党委委员兼发行监管部主任,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主席助理、党委委员,浙江省副省长、省政府党组成员等职。十届、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

童道驰简历:

男,汉族, 1967年10月出生,湖南平江人,2004 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91年7月参加工作,中国人民大学行政管理学研究所行政管理学专业、加拿大卡尔顿大学公共管理专业研究生毕业,在职博士研究生学历。

l984.09-1988.07 北京大学经济管理系国民经济管理专业学习;

l988.07-1991.07 中国人民大学行政管理学研究所行政管理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1991.07-1992.07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1992.07-1994.08 加拿大卡尔顿大学公共管理专业硕士研究生;

1994.08-1999.04 美国兰德公司研究生院政策分析专业在职学习,获政策分析博士学位(其间: l994.08-1998. 07 美国兰德公司国际部亚太研究中心研究员);

1999.04-2000.10 世界银行总部企业发展部公司治理局公司治理专家;

2000.10-2000.11 中国证监会规划发展委员会干部;

2000.11-2001.04 中国证监会规划发展委员会委员 (副局级);

2001.04-2006.08 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部副主任;

2006.08-2007.04 中国证监会发行监管部副主任;

2007.04-2008.02 中国证监会国际合作部副主任 (主持工作) 兼发行监管部副主任;

2008.02-2014.04 中国证监会国际合作部主任;

2014.04-2016.11 商务部部长助理、党组成员,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成员(2015.10);

2016.11- 湖北省政府副省长、党组成员

陈舜简历:

男,1964年2月生,汉族,云南镇雄人。1986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87年9月参加工作,博士研究生学历,现任云南省政府副省长、党组成员。

1981.07—1985.07 云南大学物理系理论物理专业学习

1985.07—1987.09 云南大学经济系统计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1987.09—1988.09 云南省人口与经济发展战略研究中心干部

1988.09—1991.09 云南财贸学院教师

1991.09—1994.09 南开大学国际经济研究所世界经济专业博士研究生

1994.09—1996.12 复旦大学博士后流动站研究人员

1996.12—1997.06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办公室综合处干部

1997.06—1998.12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办公室综合处调研员

1998.12—2000.11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信息中心副主任(副局级)

2000.11—2004.04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市场监管部副主任

2004.04—2004.11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稽查二局副局长

2004.11—2006.01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稽查二局局长

(2001.07—2006.01北京大学法学院国际法专业在职研究生学习,获法学博士学位; 2001.09—2005.11南京大学计算机科学系计算机软件理论专业在职研究生学习,获工学博士学位)

2006.01—2007.11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稽查一局局长

2007.11—2011.05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首席稽查(其间: 2008.09—2011.05借调国家科技教育领导小组办公室、教育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工作)

2011.05—2012.03 教育部办公厅主任

2012.03—2016.11 教育部部长助理、党组成员

2016.11— 云南省政府副省长、党组成员

朱鹤新简历:

男,汉族,1968年3月生,江苏启东人。1991年8月参加工作,1999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大学学历,工学学士。

1987年09月至1991年08月在上海财经大学信息系经济信息管理系统专业学习;

1991年08月至1993年06月在江苏省南通市第一印染厂工作;

1993年06月加入交通银行南通分行,历任会计科会计、副科长、科长、开发区支行副行长、国际业务部副主任、营业部主任兼国外部经理、市场营销部经理兼国外部经理、南通分行副行长;

2001年11月至2002年02月任苏州分行副行长、党委副书记;

2002年02月至2006年11月任苏州分行行长、党委书记;

2006年11月至2010年02月,分别担任南京分行行长、党委书记,江苏省分行行长、党委书记。

2010年02月至2011年10月,担任交通银行公司业务总监兼北京管理部常务副总裁,期间自2010年7月至2011年10月兼任公司机构业务部总经理;

2011年10月至2012年04月,担任交通银行公司业务总监兼北京管理部常务副总裁、北京市分行行长;

2012年04月至2012年09月,担任交通银行公司业务总监兼北京管理部总裁、北京市分行行长;

2012年09月担任交通银行高级管理层成员兼北京管理部总裁、北京市分行行长;

2015年03月任中国银行副行长、党委委员;

2015年07月担任中国银行执行董事、副行长、党委委员。

2016年6月2日,四川省第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六次会议表决通过,任命朱鹤新为四川省人民政府副省长。 

丁向群简历:

女,汉族,1965年6月生,江苏淮阴人,研究生学历,经济学硕士,1999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87年8月参加工作。

1999.07-2002.04 中国银行公司业务部业务三处处长

2002.04-2004.03 中国银行公司业务部副总经理

2004.03-2005.07 中国银行人力资源部副总经理、党委组织部副部长

2005.07-2006.09 中国银行浙江省分行副行长兼宁波市分行行长、党委书记

2006.09-2011.09 中国银行人力资源部总经理、党委组织部部长

2011.09-2013.01 中国银行公司金融业务总裁

2013.01-2013.05 中国太平保险集团公司(中国太平保险集团〈香港〉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党委委员

2013.05-2015.07 中国太平保险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中国太平保险集团〈香港〉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党委委员

2015.07-2017.06 国家开发银行副行长、党委委员

2017.06-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党组成员

2017年7月任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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